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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简介:原标题:张玉环案背后的受害者:两个被杀孩子的母亲 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 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,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。她身高不到1.6米,瘦的只有80多斤,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。她左腿紧紧地顶住床边,弓着腰像一把撑开的弓。这把细弱的弓撑到极致,即将要断掉的时候,丈夫翻过了身。  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,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,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。27年前的“张玉环杀童案”,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。张玉环含冤入狱,妻离子散;张国武、舒爱兰夫妻生活潦倒困难;张建飞、刘荷花夫妇也历经磨难。三个家庭,两代人的命运,都被27年前的惨案改写。如今,张玉环被无罪释放,等来了久违的公道,但对于受害者两家人而言,一直到今天,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。  活着,要找凶手  11月初,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,气温很快降到20度以下。惨白的太阳从灰突突的云层里露出光来,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清模糊的光影。 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,挨着县道075,是一栋三层的小楼。在进贤县的乡下,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,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内部的装修,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。 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,外面看着齐整,但是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。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,房子没有吊顶,隐约可以看到狰狞的钢筋。屋子里家徒四壁,唯一一件家具,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。 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、擦洗完,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,拉过一把塑料凳子在记者面前坐下。  她没有说话,记者也没有说话。 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,压抑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最终,舒爱兰率先打破了沉默:“我家的小孩,好乖的。”  舒爱兰说的“小孩”,是她的第一个孩子。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,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。  如今丈夫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。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,好像没有尽头。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,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,就是追凶的念头。“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。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,是谁杀的?总要给我一个说法。”  今年才48岁,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,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。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——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条床褥子,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,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。人造革的皮鞋已经爆皮,但擦得很干净。  舒爱兰给记者看她的手,伤痕遍布、指节粗大,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。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。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,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。而如今,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。丈夫瘫痪后,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。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,还没有娶妻,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。  “没啥说的了,我们家没指望了。”过了一会,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“找凶手”,“孩子是谁杀的呢?我的孩子被人害了,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。”  两个孩子被杀,一个四岁,一个六岁  时隔27年,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。 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,整个村子都陷在农忙之中。当时张国武、张建飞、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,自己的儿子振荣6岁,张健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,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,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。  “上午10来点钟,我割完稻草回来,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门口玩。但我做好中饭找孩子回家时,发现小孩不见了。”说到这,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了起来,“我就到处找,都没有找到。村里的人都帮着一直到处找、到处找,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。”时隔多年,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。第二天的时候,村子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。这个水库距离村里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脚程,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。经过确认,是自己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振伟。  噩耗传来后,舒爱兰就昏倒了。醒来后,家里人怕她想不开,不让她去现场。“亲戚们在家拦着我,不让我出门,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”舒爱兰说,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,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。开始自己不信,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,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,一直到警察通知,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,舒爱兰才相信,在心里恨毒了张玉环。  “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,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,都是被打的。”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记者,“这么多年了,现在说他不是凶手。那是谁杀了我小孩?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?” 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,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,不定时地发出“吁”的大声呻吟。舒爱兰说,去年3月,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。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,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,又去了省检察院。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,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。送到医院后,人救回来了,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,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。  顶梁柱的倒下,也让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渊。“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。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,就是心里难受才喊。他心里憋得慌。”  从某种意义上,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。“什么都不知道了反而轻松了。”  夫妻  同样是失去了爱子,孩子没了以后,两家人陆续都搬离了村庄。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妇的新房子就在舒爱兰一家旁边。  孩子没了,“凶手”抓到了,张建飞夫妻以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开始。但刘荷花的身体一直不好,即便是后来俩人有了第二个孩子,刘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。  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,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。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,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,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。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,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。  噩耗一个接一个,接连的打击彻底地压坏了刘荷花。 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,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。从那时起,俩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。 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,爱是难以启于唇齿的字眼。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,更能体会同心一体。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,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,他带着刘荷花;他到县城做零工,租房子带着刘荷花;他去建筑工地上干小工,带着刘荷花;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,还带着刘荷花。  即便是后来俩人又有了两个儿子,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。张健飞心疼妻子,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,他早上6点就出门,出门之前会给妻子做好饭,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。 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,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。他的听力不好,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,需要记者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。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,但是他舍不得买。  家里妻子的药单,有厚厚一摞。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,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的很清楚。  “我要不对她好,她就没人了,一点指望也没有了。”张建飞的话不多。在刘荷花哭的时候,他会反复地说一句,“你得想开点。”  怎么想开呢?一直认为是“凶手”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,刘荷花觉得自己心被巨石压住了。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,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,那她该恨谁呢?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,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。  妻子可以崩溃,可以大吼,但张建飞不可以。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。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,但是他不知道找谁,他希望公安局找,希望检察院找,但是都没有回应。他心疼妻子,但是他无能为力,他的能力仅限于此。 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。“我大儿子很聪明的,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。家里太穷了,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。”张建飞说,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。小儿子说,读书没有用,因为就算是考上了大学,也没有钱去上,还不如早点去打工。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,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;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,自学了会计。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,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,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,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。  心上的刀  死去的人没了,活着的人却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。  刘荷花捂着胸口慢慢从卧室走出来。她走得极慢,大概5米的距离,她走了将近一分钟。  张建飞解释,曾经认定的“凶手”张玉环无罪释放后,刘荷花又进了医院,前几天刚从医院出来。自从孩子4岁时被害之后,刘荷花的身体就垮了。她常常觉得胸闷气短,最开始带着她看西医,检查不出具体的病情,就带着她看中医,中医诊断是“气郁”,建议去看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也看了很多,但身体还是好不了。慢慢地,随着年龄增长,更添了各种病,现在需要长期吃药。  孩子没有出事前,她曾经是很能干的女人。丈夫在外打工,她一个人在家里种了四亩地,还养牛,养猪,带孩子。张建飞记得那时候的刘荷花,能干、爽朗。当年自己家母亲一直生病,家里穷得很,但刘荷花没有嫌弃他家。俩人是相亲认识的,几乎一见面他就喜欢,虽然当年都是“先结婚,后恋爱”,但是两口子一辈子基本没吵过架。  “我们俩都是很本分的人,很处的来。”张健飞说,结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,一切本来都很美好。如果没有27年前的那件事,自己的家会过得很好的。  “我的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,我好不了。我一想起我的小孩,我就难受,我早就不想活了。”失去的孩子是永远过不去的坎。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,回想起孩子死时的惨状,刘荷花都觉得有刀子在心头剐。  孩子死的时候穿了一件带拉锁的半高领衣服,被捞上来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,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衣服很少有整齐的时候。在此后的27年间,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动在刘荷花的心头。  两个被害的孩子,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。实际上,这俩孩子在世间已经没有了一点影子。  家人和亲戚怕看着难受,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的扔、藏得藏。再加上多次搬家,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渐渐找不到。当时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时,两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。刘荷花和舒爱兰曾经去火葬场找过孩子的骨灰,但是被告知“没有,不知道哪个是”。  当时是谁送来的骨灰、骨灰去了哪里,两个女人当时什么都不知道,只有哭泣。无法苛责她们,刘荷花当时23岁,舒爱兰当时21岁。对于这两个识字不多,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进贤乡下的年轻女人来说,一切外界的变化,她们的对应方法都唯有哭泣。  但是伤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她们每年都会想着孩子的生日,计算着孩子多大了。按照她们的估计,如果孩子当年活着,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。“我的小孩被人杀了,连个坟都没有,啥都没有。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凶手还没抓到,我们就想要个公道。”舒爱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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